2026年2月24日,中国商务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正式发布公告,将40家日本实体分别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和关注名单。此举措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也标志着中国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上采取了更加精准有力的法律手段。 此次管制措施采用分类管理模式。管控名单包含20家日本实体,涵盖三菱造船、三菱重工航空发动机、川崎重工航空宇宙系统公司以及日本防卫大学等机构。对这些实体,中国禁止出口两用物项,并严格限制第三方转售行为,已签订合同也须终止执行。关注名单同样涉及20家实体,包括斯巴鲁、富士航空、三菱材料等知名企业。虽未完全禁止贸易往来,但涉及的企业申请进口两用物项时,需接受严格审查程序,提交详细风险评估并作出书面承诺,确保相关物资不被用于军事目的。 从产业结构看,这40家实体几乎覆盖日本军工产业的完整链条。从舰船制造、航空发动机生产,到雷达通信系统、导弹研发,再到军事人才培养和航天技术开发,均管制范围之内。其中三菱重工承担日本防卫省三成以上军工订单,日本现役潜艇过半数量及多型主力舰艇、战斗机均出自该企业,在日本军事力量建设中占据关键地位。 管制措施的实施将对日本军工产业产生实质性影响。现代高端武器装备的研发制造高度依赖特定材料,尤其是稀土元素。导弹制导系统、战斗机雷达、潜艇静音材料等关键部件均需使用镝、铽等重稀土元素。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链中处于重要地位,日本对相关材料的进口依赖度极高。供应链受限将直接影响日本多个重点军工项目的推进节奏。三菱重工研发的下一代战机、日本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大鲸级潜艇等项目均面临材料供应不确定性,研发周期可能延长数月至两年不等。IHI公司的航空发动机生产同样受到波及,进而影响F-15J和F-2战机的维护保障能力。有分析认为,若管制措施持续一年,可能给日本造成数万亿日元的经济损失。 面对产业压力,日本政府迅速作出反应。2月26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讲话,称中国措施与国际惯例存在差异,表示无法接受。随后,日本联合部分国家在联合国场合对中国提出质疑。然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充分的事实和法理依据进行了回应。中方指出,此次管制措施完全符合中国国内法律规定和国际通行做法,是针对特定实体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采取的正当防范措施。同时,中方强调日本近年来持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推动军事力量扩张,对地区安全稳定构成现实威胁。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权利也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和地区和平。 从国际法角度看,各国依据本国法律实施出口管制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做法。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均建立了完善的出口管制体系,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物项实施严格管理。中国此次行动是在既有法律框架内的正常执法行为,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日方试图在国际场合对中国施压,却因缺乏事实和法理支撑而陷入被动。 从更深层次看,此次事件反映出当前国际安全形势的复杂性。日本近年来在军事领域的动向引发周边国家高度关注。大幅增加防卫开支、修改安保政策、强化军事同盟关系等举措,与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变化不仅影响地区安全格局,也对国际军控体系构成挑战。中国采取管制措施,既是维护自身安全利益的必要手段,也是对地区安全环境恶化趋势的及时回应。 有一点是,中国在实施管制的同时,也为相关企业留出了合理空间。关注名单制度的设计说明了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既能有效防范安全风险,又避免对正常经贸往来造成不必要影响。这种精准施策的方式,展现了中国在处理复杂国际问题时的成熟和理性。 日本上虽然表达了不满,但寻找替代方案上面临诸多困难。澳大利亚等国虽有稀土资源,但开采成本远高于中国,且产能建设需要较长周期。海底稀土开发技术尚不成熟,短期内难以形成稳定供应。这意味着日本军工产业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面临供应链压力,其军事扩张计划的实施进度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经贸合作需要守住安全底线，规则秩序需各方共同维护；以法律为依据的出口管制表明了对国家安全与国际责任的平衡。未来只有通过理性沟通、尊重规则，才能为地区稳定与合作创造可持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