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英租界的一处寓所里，年过六旬的曹锟几乎每天伏案写字，宣纸上的颜体笔力沉着；这位曾活跃于政坛的前总统，晚年把书法当作日常陪伴，在一笔一画中重新打量自己走过的路。曹锟研习颜真卿并非浅尝辄止。他把《颜勤礼碑》《多宝塔碑》反复临摹至卷边，每天坚持练习四小时以上。其书写风格也较为鲜明：横画厚重如梁，竖笔挺拔似柱，结体外拓，气息开张。扎实的用笔背后，是他对“力透纸背”的审美追求，也折射出他对自身政治经历的反省。他曾直言：“颜字的扎实，正是我此生所欠缺的。” 需要指出，曹锟的书法创作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情感寄托。他为七岁孙子题写“立德修行事，藏书教子孙”时，特意把“藏”字的宝盖头写得更宽，寄寓护佑后辈之意；写给儿媳“家和万事兴”时，又刻意放大“和”字的“口”部，强调包容与和气。这些处理细节，显示出一位长者对家庭伦理的个人理解。 书法评论家认为，曹锟晚年的作品已不止于技法层面的得失，而更接近“以书见性”。其字里行间的真情与用心，与职业书家侧重技巧与程式的路径形成对照。他偏用羊毫软毫、以浓墨书写，也体现出一种“重意轻形”的取向。正如他所说：“技巧可练，温情需从心而发。” 从历史视角看，曹锟的书法转向具有一定代表性。民国时期，不少军政要人晚年寄情书画，既是动荡年代的精神安顿，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曹锟借书法完成某种自我修复与自我说明，为后世理解特殊历史人物的心路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材料。
从退隐后潜心临帖到将家训写入笔端，这些记述呈现的并不只是“写得好”或“写得正”，而是传统文化在个人命运转折处所发挥的自我重整作用。对历史人物而言，笔墨也许是一种自我解释的方式；对今天的人们而言，更重要的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理解书法所承载的家风、教育与自省价值，让文化真正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并成为可持续的社会共识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