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古籍保护利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一方面，珍贵文献分布广、类型多，部分原件易受环境、搬运与频繁翻阅影响；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中华典籍的研究与阅读需求持续增长，传统线下查阅模式在覆盖面与便捷性上存在局限。
如何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扩大开放共享，成为古籍工作的重要课题。
此次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牵头的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聚焦“以数字化拓展存藏体系、以平台化提升服务能力”。
本次联合发布覆盖3748部/件影像资源，参与单位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云南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公共图书馆等。
自2017年启动以来，全国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已超过16.1万部/件，推动古籍从“深藏库房”走向“触手可及”。
从原因看，古籍数字化的加速推进，既源于技术条件和标准体系不断完善，也与古籍保护形势的紧迫性密切相关。
古籍载体多为纸本、绢本及石刻拓片等，天然具有脆弱性；同时，地方收藏机构数量多、馆藏结构差异大，需要在统一平台上形成可检索、可比对、可关联的资源体系。
本次发布中，国家图书馆共推出馆藏古籍及特藏资源827部（件），包括汉文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以及石刻拓片等，多库并举有助于实现资源结构的系统化呈现。
值得关注的是，一批“海外珍本以数字化形式回归祖国”成为本次发布的亮点之一。
根据发布信息，2025年2月，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向国家图书馆捐赠4000余种中文善本古籍数字资源，涵盖善本、地方志、丛书等多种类型。
本次联合发布其中部分成果，计693种、7924册、593837叶，并配套影像与全文转换数据，以子部典籍及地方志为主。
业内人士认为，数字化回归在不改变原件物理归属的前提下，为国内学界与公众补齐了资料链条，使分散于海外的中华典籍能够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进入国内知识体系与研究视野，进一步完善中华典籍存藏与知识服务体系。
同时，石刻拓片的集中上线，体现出“抢救性保护”与“系统化整理”的结合。
此次发布的拓片原石主要分布在河南、山西，总量1644张，类型涵盖祠庙碑、告示碑、诗词碑、圣旨碑、匾额、画像、塔铭、墓碑等。
石刻文献兼具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既能补充地方历史地理、交通水利、社会治理等信息，也为书法、金石学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批拓片采用石刻普查方式收集，工作人员深入乡村、庙宇与祠堂开展抢救性传拓，形成时间跨度长达1400多年的序列，其中包括北魏、唐代碑刻，最晚至民国，有助于建立更连续的地方文化“可视化档案”。
在现场展示的资源中，东魏武定七年（549年）“武德于府君义桥石像碑”拓片具有代表性。
碑文记述怀州长史于子建率众修建义桥的善举，涉及古怀州的历史地理、山川河流与交通状况，并附有职官题名，为研究地方职官制度演变提供了材料。
书体兼具汉隶的宽博与楷书的劲健，体现出历史与艺术的双重价值。
通过数字化发布，文献细部得以被更精准地识读、比对与传播，也为跨地区、跨学科研究创造了条件。
在古籍内容结构上，本次发布的普通古籍中相当部分为清代科学类书籍，涉及数学、物理、化学、测绘、地文学、生理学、心理学等领域。
此类文献反映了中国印刷技术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阶段特征，也呈现出近代知识传播与教育实践的历史脉络。
比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石印本《生理学课本》中配有心脏彩图，以有限色彩清晰呈现肌肉与血管结构，体现当时教材编印对“直观教学”的重视。
相关文献上线后，既便于教育史、科技史研究，也有助于公众理解近代中国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
从影响看，联合发布不仅提升了公众获取传统文化资源的便利度，更推动古籍保护工作从“单点收藏”走向“协同共享”。
地方机构的参与，使“地方记忆”更完整地进入国家级平台：广西发布的古壮字古籍多为长期在壮族聚居区民间抢救所得，涵盖“布洛陀”“壮族天琴艺术”等非遗项目基础文献；天津图书馆重点推出潮州歌册，呈现潮州曲艺在潮汕、闽南及港澳台、东南亚侨乡的流传脉络。
这些资源的数字化汇聚，有利于形成面向全国乃至海外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也为地方文化研究、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提供更坚实的文献支撑。
面向未来，对策层面仍需在“可用、好用、用得深”上持续发力：一是完善数据质量与标准化建设，提升全文转换、目录编目、异体字处理与跨库关联能力；二是加强分级开放与版权合规，在保护安全与公众服务之间形成更清晰的规则边界；三是推进专业研究与公众普及并重，通过专题策展、课程资源与研究工具，让古籍资源从“能看见”走向“能理解、能引用”。
同时，海外文献数字资源的合作空间仍在扩大，未来可在互惠共享、联合整理与联合研究方面探索更稳定的机制，推动中华典籍在全球范围内的系统呈现。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保护与传承关乎文化自信和文明延续。
通过数字化手段将散落在海内外的珍贵古籍资源汇聚整理，不仅完善了中华典籍的存藏体系，更为广大学者和普通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文化的大门。
这一系列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制度优势和工作成效，也预示着在数字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以更加生动、更加可及的方式得到传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