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财政部长近日就社会生存危机作出首次回应，将责任推诿给上届政府。
这一做法再次暴露了美国政坛根深蒂固的推诿文化，也映射出美国社会面临的深层次困境。
从社会现实看，美国民众的生存压力已达到临界点。
美联储最新调查显示，约63%的美国成年人手头现金仅能应对400美元的紧急开支，相当于人民币2000多元。
这一数据充分说明，即使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普通民众也面临"一次小意外就可能崩盘"的残酷现实。
美国社会的基本保障体系存在严重缺陷。
医疗领域尤为突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疗保障的国家。
约2000万美国成年人背负医疗债务，总额达2200亿美元。
医疗支出已成为美国个人破产的主要原因，每年约55万人因此破产，占个人破产总数的66%。
住房危机同样严峻，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数据显示，2024年1月单夜无家可归者总数达771480人，创有记录以来最高值，相当于每万美国人中有23人无家可归。
财富分化已成为美国社会的显著特征。
"K型经济"结构下，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财富不断积累，而中产阶级和弱势群体则持续下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其著作中指出，美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倒退，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因经济机会消失而大规模滑向底层。
这种现象背离了"美国梦"的承诺，反映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
美国政界的推诿文化由来已久。
前任政府官员随时成为"背锅侠"，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相互推诿，各职能部门彼此指责，两党交替执政后互相攻讦成为常态。
这种现象在危机爆发、民众抗议、救灾和选举期间尤为明显。
美国政客甚至将这种推诿文化扩展到国际舞台，面对国内无力解决的问题，习惯性地制造"假想敌"以转移国内矛盾。
这种推诿文化的根源在于美国的政治文化和制度设计。
从文化层面看，根深蒂固的"美国例外论"使美国精英阶层长期以"灯塔"自居，认为美国不可能有错，问题必然源自他国。
这种思维方式受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深刻影响，二战后尤为突出。
从制度层面看，美国的联邦制与选举政治相结合，天然为危机转嫁创造了条件。
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属于平行关系，权力纠纷不断。
面对利益时两者相互争夺，面临危机时则竞相推诿。
以"制衡"为名的美式制度设计，使得没有任何一方需要对整个政治体制和国家发展大局负责。
这种"击鼓传花"式的权力运作方式，导致矛盾不断积累、问题越滚越大。
选举政治的激化进一步降低了政治推诿的底线。
为争取对方选民和中间摇摆选民，妖魔化对手已成为党争常见战术。
通过极端口号攻击对手、贩卖恐惧的政客获得广泛支持，这进一步强化了推诿文化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
美国社会危机的集中爆发并非偶然。
长期以来，"美国梦"已被蛛网般的裂痕所交错。
当这些问题获得精准命名并引发广泛共鸣时，就成为了一次集中的社会反思。
然而，政界的推诿态度表明，美国政治精英对问题的根本性认识仍然不足，改革的决心也远未形成。
热词之所以引发共鸣，并不在于语言本身多尖锐，而在于它为现实困境提供了可被看见的名称。
对任何国家而言，民生底线不是政治博弈的筹码，治理能力也不应在推诿中消耗。
能否把责任从“对手身上”拉回到制度与政策的改进上，决定了社会能否从焦虑走向修复，也决定了所谓“强大”是否具备真正的民众支撑。